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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一室的正廳，安放的是朱德、彭德懷等開國元勛的骨灰盒。有一個人，既沒有擔任過中央領導，也沒有軍銜，卻得以與朱德、彭德懷“同室”。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四期學生，出了一大批將軍級的軍事人才。有一個人，同樣表現出色，卻不想做將軍。
這個人就是王世英，中央特科最后一位負責人。
“不做將軍做特工”。王世英在白色恐怖下的滬寧津等地堅持我黨地下斗爭，建立和保存了許多重要的內線關系，使中央特科在上海戰斗到最后一刻。
“虎穴”同學聚會，“出殯”智救同志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陸續秘密遷回上海。1931年4月和6月，顧順章、向忠發先后叛變，中共中央在上海、南京的情報網完全暴露。
1931年底，王世英臨危受命，以特派員身份到南京開展工作，恢復建立地下黨組織網絡，收集情報，進行秘密斗爭。離滬前，陳賡鄭重地跟王世英談話：“組織決定委派你為中央特科駐南京特派員，代號‘老余’。目前敵我斗爭形勢非常嚴峻，唯一的無線電臺也失去聯系。你要想辦法，先站住腳跟，再開展工作。緊急聯絡暗號是‘伍豪之劍’。”
此時，南京白色恐怖蔓延，敵特猖獗。王世英秘密到幾個聯絡點接頭，發現都已被破壞。為摸清情況，他以商人身份在南京夫子廟一間茶館邀請黃埔同學聚會。就在這次聚會“吹牛”中，王世英得知端掉中山路聯絡點和監視金源車行的就是徐恩曾的隨從副官，他的黃埔同學史濟美。
金源車行已成為敵特嚴密監控下的誘餌，里面的同志難以脫身，外面的同志不知情，還在冒死營救。如何處理金源車行聯絡點，成為王世英只身來南京要啃的第一塊“硬骨頭”。
王世英多次在車行附近的如意茶樓二樓暗中觀察。這天，一個外國教士模樣的人在車行門口被便衣攔下盤問，教士稱是“送福音書的”，便衣將他轟走了。突然，王世英發現教士胸前有一個十字架小飾品，被教士捏在手里時，像是一把向下的劍。王世英迅速下樓，追上去“偶遇”，當著教士的面，拿出一塊帶“十字架”飾物的懷表假裝看時間。
教士馬上停步：“先生是基督教徒？”王世英點頭，問：“附近可有出租鋪面的？”教士眼睛一亮：“有的！前面胡同五號。”并舉起胸前劍型十字架示意。“伍豪之劍”！確認過眼神，兩人一前一后走到僻靜處。在敵特的眼皮底下完成了接頭。
數日后，金源車行門口出現一支喧鬧的出殯隊伍，鼓樂齊鳴，哭聲一片。被困在院子里的兩名地下黨員走出院子，認出抬棺的正是自己人，立即心領神會。趁現場的便衣特務看熱鬧之際，出殯隊伍里的王世英一使眼色，一名杠夫在換肩時栽了杠，摔倒在地；杠夫、家屬之間頓起爭執，扭打起來。亂作一團之際，被困的地下黨員被拽到一邊……當便衣特務看完熱鬧再回頭搜尋時，地下黨員已不見蹤影。
老板熱情留“客”，閣樓金蟬脫殼
1932年11月，徐恩曾指派史濟美前往上海擔任中統上海站站長。史濟美在中統能力出眾，向忠發叛變案就是史濟美謀劃的。一上任，史濟美就查抄了中共臨時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所在地新生印刷廠。該廠負責人叛變，供出一批地下黨員，其中包括王世英。
此時，為掩護身份，王世英在南京夫子廟一帶開了家“鴻昌南貨店”。早就對王世英夫婦起了疑心的史濟美立功心切，親自去堵王世英的門。
王世英剛剛得到消息，正在緊急焚燒文件，并準備撤離上海。看到門口史濟美的身影，王世英迅速將脖子上的圍巾取了下來，搭在窗臺上，給同是地下黨員的妻子李果毅示警。然后，迅速擎著一把紫砂壺下樓，面色如常地跟史濟美打招呼。史濟美詢問李果毅在哪里，王世英大大方方地回復“她出去買菜了”，并熱情地邀請史濟美留下來吃飯，“等她回來燒幾個好菜，咱們喝兩杯。”
王世英給史濟美沏好上等的普洱茶，便旁若無人地算起賬來。見王世英鎮定自若，史濟美有些猶豫，便開始旁敲側擊：“聽說你現在的夫人在湖南鬧過農會？她先頭的男人是共產黨？”王世英淡然回話：“那是潮流嘛。你我在學校，不也鬧過學潮嗎？”一句話說得史濟美笑了起來。
給史濟美添過茶水后，王世英拿著空暖壺上了閣樓。他故意踩著重步，對樓下的史濟美喊話：“你稍坐啊，水開了。我灌了暖壺就下來。”隨后打開水管，在水池里放了鍋碗杯盤，讓水聲嘩嘩嘩響了起來。他迅速打開窗戶爬上房頂，敏捷地翻進隔壁家的陽臺，穿室而過，從雜貨鋪的后門跑到了街上。
待發覺不對勁，史濟美率特務們沖上閣樓時，王世英早已不見蹤影，只有自來水流了一地。神秘的“鴻昌南貨店”老板消失了。
特務“細胞”滲透，紅隊神槍“打狗”
中央特科下屬的紅隊也稱“打狗隊”，專門懲處叛徒和特務，多次完成急、難、險任務，是黨的一支強有力的便衣別動隊。
1933年，國民黨中統上海站推行向我黨內部滲透的“細胞計劃”，打入我黨地下組織內秘密發展自首和變節人員，給我黨地下組織造成嚴重威脅。這個計劃的制訂者就是王世英的黃埔同學錢義璋。1933年2月，重新回到上海，時任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軍委委員、負責情報部的王世英決定重建紅隊，除掉錢義璋。
我黨組織機構不斷被破壞，王世英層層抽絲剝繭，終于挖出了內鬼“阿榮”。一次，阿榮偷偷溜出去送信，被紅隊隊員扭獲。繳獲的紙條上寫著“13日上午，紅隊在廣西路悅來酒家行動，4號”。4號就是阿榮。
王世英要阿榮重新密寫“偵得王世英秘密住址，15日全日在家。4號”。錢義璋接報后，大喜過望，親自帶了20多個特務隨警車出動。他進入紅隊預設的包圍圈后，才發覺上當，錢義璋當場斃命。
一次，中央特科負責人武胡景去參加秘密會議，被叛徒告密，大批軍警憲特包圍了會場，由叛徒一一辨認。危急時刻，王世英帶領紅隊火速趕往會場救援。他對隊長朱軍說：“只有叛徒一個人認識胡景。只要干掉叛徒，敵人就抓不到了。”
紅隊大搖大擺進會場，只聽一聲槍響，叛徒應聲倒地。接著，照明燈滅了。黑暗中，人群亂作一團。武胡景順利脫險，紅隊神速撤離。
翌日，有報道驚呼“紅隊神槍手大鬧劇場，軍警死傷慘重”。還有報道說紅隊“個個飛檐走壁、百步穿楊、來去無蹤、神秘莫測”。一時間，叛徒特務聽到“紅隊”兩字都心驚膽顫。
1934年以后，王世英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軍委代理書記，主持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軍事、情報和聯絡工作。1935年7月，上海臨時中央局遭到敵人破壞，他將上海的領導機關人員轉移至天津，為黨組織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革命力量。1935年10月，中央特科圓滿結束時代使命，撤離上海。
